提起华为，你肯定会觉得它是国货的代表，是一家生长在中国、综合实力极强的公司。但你或许并不了解，华为其实不止是中国公司，更是一家全球公司，有着自己独特的组织方式和哲学理念。
华为抓住的好运
今天华为有如此惊人的成就，你固然可以说这是华为人的奋斗精神，是现代化的管理哲学，是任正非的远见卓识……但在所有这些主观因素之外，你不得不承认，还有两个关键条件。
第一个条件是，信息与通信技术（ICT）行业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行业。只要技术定型，每多建设一个基站、每多生产一块芯片、每多出货一部手机，边际成本是非常低的。卖设备就好像卖书一样，可以胜者通吃。只有这样的行业，才允许华为每年保持那么大的研发投入还能留下那么多利润。 第二个条件是，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。在华为做低端业务起家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中国市场的门槛很低；当中国市场成熟了，华为也长大了。今天再有谁想模仿华为的成长，那个窗口已经不存在了。
不过这两个条件对许多公司都成立，那为啥偏偏华为胜出呢？它必须做对很多事，而其中必定有一两件，是特别对的事。 华为从一家中国公司变成全球公司的关键节点，大概是2008年。这是一个传奇故事。
华为在俄罗斯有个数学算法研究所。这个所里有个小伙子，大家只知道他很牛，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他好像整天都在玩电脑，华为也没问他。就这么干了很多年，突然有一天，他说他把从2G到3G的制式标准算法给打通了。 华为立即组织工程师在上海测试，一看果然行。这个算法被命名为SingleRAN。它使得华为用一个基站能同时处理2G和3G信号，用一根天线能处理多个频段。而且这个基站的体积和重量比原来的小了一半，成本降低了30%。华为的技术一下子就超过了爱立信。因为体积小重量轻，这个基站可以放在楼房顶上而不用专门再弄个发射塔，这一点深受欧洲人的欢迎。 华为凭借SingleRAN 基站在2008年拿下了沃达丰的大单，然后迅速横扫欧洲，乃至征服世界。华为因为这一个算法，从通讯设备市场排名第四上升到了第一。
同样是2008年，一个土耳其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，似乎可以用在无线通讯编码上。据说，华为在两个月之后注意到这篇论文，立即投入上千个工程师研发，十年之后这篇论文变成了“Polar码”，正是今天的5G标准。 要成为世界第一，你需要在关键节点有好运气。而华为的好运气来自数学。
人才在哪，华为就在哪
华为1999年就在俄罗斯开了数学研究所，2016年又在法国开了一家。今天的华为在全世界雇佣了700多名数学家、800多名物理学家和120多名化学家。任正非仍不满足，他还希望得到一些脑神经科学家。
鸿蒙系统负责人王成录说，有时候华为盯上一个天才大学生，他会专门去这人家里请他，给他提供一百万甚至两百万元的年薪。有个高手因为想读博士而拒绝到华为上班，王成录干脆就一年二十万美元请这个人当顾问，结果他就在读博士的同时，帮华为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。华为有一万五千人做基础研究，负责把钱变成知识；另有六万名工程师负责把知识变成钱。这些人分布在世界各地。华为在爱尔兰有个研究所，爱尔兰政府官员问华为：“这个研究所为什么不放在大城市？为什么要放在那么偏的一个地方呢？”华为说，这是因为爱尔兰有个科学家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，我们只好在他家乡给他开个研究所。
利用智力最好的公司
你可能注意到了，华为在使用人才方面并没有刻意倾向于用中国人。华为告诉我们，应该利用全世界的智力做最好的公司。 事实上还不是“利用”，而是“扶植”。
1980年，美国政府有感于很多科研成果没有被有效地商业化，弄了一个“拜杜法案”，规定哪怕大学搞科研用的全都是政府的钱，也让大学拥有科研成果的专利权，并且可以向企业转让。华为现在每年拿出三十多亿美元，就按照拜杜法案的原则去支持各个大学搞科研。搞出什么东西来，华为要想用还得再买。当然，如果你能行使的研发投入已经是世界第一，做这种事情做起来肯定更容易一些。如果每年花三十亿美元能确保自己预知未来，这都是值得的。但是所有这些做法，跟一般公司所说的研发，包括“风险投资”，似乎都不是一个逻辑。这不是我看看哪个方向可能有希望，我算算成功概率。这是打算通吃所有可能的做法。
但我们的问题是，你打算让别人还能干啥呢？ 比如在人工智能实验室，华为人告诉我，人工智能最顶上的那个应用层，也就是直接面向最终消费者，提供一种人工智能服务这一层，华为不做；底下那些层，包括算力、数据的传输、存储，基础的算法，华为统统都做。 华为之所以不做应用层，是因为做应用层的都是它的客户，而它不能把客户变成竞争对手，不然就没客户了。 可是你能接受一个所有通信基础设施都由华为提供的世界吗？
给其他选手留下生存空间
在一些任正非的采访实录，我们能看出，他其实还是有考虑的。任正非并不打算占领整个市场。华为的备胎计划很成功，相关的替代芯片已经都投产了，但是仍然刻意地保证一半的货从外面买。如果美国不限制，华为会保持一半买美国的，一半用自己的这个比例。
因为，不想被孤立，前提是你得让别人也活着。 英国的5G项目，核心网故意不用华为的，任正非表示赞成。事实上中国的5G核心网也没全给中国公司，有44%给了诺基亚和爱立信。 华为在英国建芯片厂，在韩国扶植中小企业，华为现在生怕别人说它有“狼性”。
任正非说华为产品要高价其实也是个生存策略：就好像苹果一样，只有你的价格高，才能给别的公司留下空间。 我跟华为人聊天，感觉他们对两件事最不屑一顾。
一个是美国政府的打压。贸易战以来特朗普说华为说得很厉害，现在其实意义不大了。华为在美国的销售业务只剩下一亿多美元，微不足道；而美国的零部件都已经可以替代。而且特朗普可能还帮华为做了广告。
另一个，则是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。政府想在某些关键产业上扶植本国企业，这个初衷是好的，但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。而我听到的是，华为恰恰没有得到政府的扶植。 任正非说他从来都不支持“自主创新”这个词。他认为如果别的国家已经有很好的技术，你应该花钱买过来用，而不应该自己再重新发明一遍，他只在精神层面支持中国人创新。 如果你支持那个藐视美国打压的任正非，你也应该支持那个不刻意追求中国自主创新的任正非。把这两个加起来，才是真正的全球公司。
跨国公司的胸怀
“跨国公司”是一种奇特的存在。它们的利益在全球，是政府间的独立力量，它们的领导人是各国政府的座上宾。它们当然打不过任何国家的政府，但是他们可以跟政府合作，它们可以给政府提供帮助，所以它们能跟政府以相当平等的身份谈判。
跨国公司的组织方式和哲学理念，可以比它所在的每一个国家都超前。马斯克要殖民火星；Google和亚马逊要垄断人类所有的知识，要创造新的大脑；Facebook是自由思想和民主政治的重大威胁。这些公司想的不是“自己的”国家，而是整个世界的未来。 华为在印尼救灾，在日本抢险，把基站铺遍玻利维亚海拔四千米的高原，任正非说我们要为实现人类理想而奋斗。 靠中国市场大，而当上世界五百强那不算厉害，你得有跨国的胸怀才能成为跨国公司。 我问田涛华为到底厉害在哪，田涛的答案是“激进的激励政策”，他说华为之所以能这么做，是因为“员工持股”。华为不是上市公司，所以它可以做一些激进的事情而不受束缚。任正非在采访中也说，美国的钱都到华尔街去了，欧洲的钱都分给大家喝咖啡了，而华为的钱用于对未来投资。 马斯克、贝佐斯他们肯定会赞赏这样我行我上的态度。
华为似乎非常喜欢高大的建筑。有些地方的天棚有十几米，如同教堂和宫殿一样。松山湖研发中心号称叫“欧洲小镇”，里面所有大楼都是古典欧洲风格，用了很多石头。 难道华为刻意地想把自己包装成一个欧洲公司吗？华为人跟我说不是。那些石头是跟安哥拉以物易物换来的。安哥拉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很厉害，没什么外汇，华为就用通信设备换他们的石头。欧洲小镇是一个日本设计师设计的，华为只是招标而已。那个设计师不怎么会讲英语，但是在美国留学，而且偏偏喜欢欧洲建筑。
任正非非常不希望别人误会华为是个讲情怀的公司。他会跟你强调，华为是个赚钱的公司。
（万维纲，科学作家，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）
